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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塑料发展面临产业困境

发布日期:2014-10-20 14:17:05

生物塑料发展面临产业困境

 

  本世纪初,生物塑料脱颖而出,它为塑料行业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前景:塑料不仅可以就此卸下“白色污染”的黑锅,而且一旦技术成熟,生物塑料大面积替代了传统塑料,塑料工业还可以摆脱对石油资源的依赖。由此看来,无论是从资源节约还是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生物塑料都是高分子聚合物材料领域既环保又安全,且发展潜力巨大的一颗新星。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被普遍看好的新材料,十几年来的成长之路可谓“几经风雨,坎坷艰辛”。不久前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生物塑料研讨会上,主持人开场便说:“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问题’的。”一语道破生物塑料当前的产业困境。诸多业内人士也对记者表示,政策、市场、成本和性能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从发展之初就一直羁绊着生物塑料行业的进步,到今天,依然未解。
  生产研发如火如荼
  目前,生物塑料的制品在国内市场上并不多见,但生物塑料的概念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已不算陌生。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就有媒体将生物塑料冠以“玉米塑料”的美称,其给人的印象既安全又环保。
  首先,生物塑料的原料主要来源于玉米淀粉等植物原料,不会消耗石油资源;其次,生物塑料具有生物可降解性,通过后期的堆肥处理,可以有效解决废塑料产生的“白色污染”问题;再次,由于原材料直接来源于植物,而植物的生长过程还有碳中和的作用,加上这部分碳减排,生物塑料在全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只有石油基塑料的20%,是一个典型的低碳材料。因此,在全球气候问题广受关注、节能减排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今天,安全、环保、低碳的优势成了生物塑料最大的卖点。
  然而,全球生物塑料产业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2003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暴涨给生物塑料的发展带来了曙光,生物塑料的高成本劣势被弱化,国际巨头更是加快了生物塑料研发、生产和推广的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让企业刚刚燃起的投资热情遭遇当头一棒,2009年生物塑料领域的投资同比下降了50%左右;2010年后,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各国政府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生物塑料的再次兴起。
  据欧洲生物塑料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生物塑料产量为70万吨,2011年突破100万吨,预计到2015年全球生物塑料的年产量将达到170万吨。欧洲已经成为全球生物塑料最大的消费市场。
  目前,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化工公司如杜邦、拜耳、巴斯夫等均已推出商业化应用的生物塑料。早在1998年,巴斯夫生物降解塑料Ecoflex就已经面世;而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塑料生厂商萘琪沃克(NatureWorks),十几年来一直专注于聚乳酸(PLA)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工作,目前年产能已经达到了14万吨。
  记者了解到,尽管消费市场集中在欧美等经济发达地区,但最近以及未来几年,生物塑料原材料生产装置的投资却更多地向亚洲和南美地区集中。去年10月,萘琪沃克公司对外宣布,将与泰国PTT公司合作建设年产14万吨PLA生产装置,计划于2015年建成;法国阿科玛和韩国CJCheilJedang公司也签署了合作协议,在马来西亚或泰国建一个产能为8万吨/年的生物蛋氨酸和硫代化学品工厂;
  荷兰普拉克公司(Purac)将在泰国启动7.5万吨/年乳酸厂建设;巴西国家化学公司(Braskem)在继20万吨/年的绿色聚乙烯投产后,目前计划再建一个产能为40万吨/年的新工厂;美国麦里安科技公司(Myriant)2011年年初在路易斯安娜州开工建设全球最大的生物基琥珀酸工厂,产能超过1万吨;法国生物琥珀公司(BioAmber)也计划增加4500万美元投资,在北美建设生物琥珀酸和改性聚丁烯琥珀酸酯工厂。
  国内企业在生物塑料的研发和生产上也不甘示弱。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提供的信息显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聚乳酸、聚羟基烷酸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等品种都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一些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还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如清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中国工商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科院理化所和长春应化所在生物塑料领域的研发各有建树,有些科研项目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实现了产业化。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生物塑料领域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应用开发、市场推广、技术服务的产业链条,为生物塑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
  市场推广曲高和寡
  虽然目前全球生物塑料发展的势头很好,但生物塑料在国内市场上却依然是“推而不广”的局面。每每说到生物塑料,国人还是会觉得它更像是塑料家族中的奢侈品,只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才有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很难推广得开。
  之所以会出现消费者不愿主动接纳生物塑料制品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价格偏高:普通的PE购物袋两三毛钱,而生物塑料制成的购物袋则要1~2元;一件纯棉的T恤衫,少则几十元一件,多则上百元,再贵也不过几百元,而一件含有PLA纤维的T恤衫要卖到1000多元。
  产品的高价位,使得生物塑料更像是个绿色环保的奢侈品,只有在展会上或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公众活动中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即便是在大卖场和超市中有生物塑料制成的塑料袋出售,也常常少有问津。国内几十家生产企业每年有限的万吨左右的销售量也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的。
  对此,萘琪沃克公司亚太区常务总监丹·索耶(DanSawyer)表示,国际上PLA的用量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而这部分增长主要来源于欧美地区,中国市场的情况并不乐观。该公司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量为4000吨左右。他认为,价格昂贵是困扰市场推广的重要因素。
  在生物塑料行业摸爬滚打了7年之久的广东金发科技股份公司生物降解塑料销售总经理陈志雄对生物塑料市场推广之难感触颇深:“我们从2005年开始进行生物塑料的生产和推广,刚开始做时,我们信心十足;而残酷的市场现实却是,1个超市1个月只卖出1个袋子。当年我的体重是一百五六十斤,而现在只剩下120斤。生物降解塑料没推出去,我自己却被降解了。”调侃中,透露出陈志雄的些许无奈。
  陈志雄表示,终端市场的开拓十分重要。“金发公司是做原材料的,但我们的销售人员却要拿着袋子到处跑,如果我们不做,就没有人做。我们推广开了,回过头来再去找加工商生产袋子卖给超市。有人说金发的生物塑料在国内占了90%的市场份额,应该感到骄傲。
  但如果全国一个月的市场总量只有10吨的话,企业依然没有前途可言。”为此,陈志雄呼吁生物塑料企业,应将目光更多地放在终端市场上,加大力度开发中国本土市场,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上。“如果13亿人每人每天购买一个生物塑料袋,那就是2000吨的量。蛋糕做大了,企业才有生存的空间。”他说。
  陈志雄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广东金发在生物塑料袋的推广方面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目前广州一家超市一天的销量就能达到两三千个。
  感到市场推广困难的企业不止金发一家。南阳中聚天冠低碳科技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王勋林也表示,中国生物塑料市场的开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中聚天冠从事二氧化碳环氧丙烷共聚物(PPC)项目开发已经有8年时间,今年10月公司将投产一个万吨级生产装置。PPC项目的优势在于,除了可以生物降解外,还兼有CO2减排的功效,因此会赢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尽管如此,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目前的生物塑料市场时,王勋林还是用了“慢慢做”来回答。此外,浙江、内蒙古和深圳的多家企业的负责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委会秘书长翁云宣则表示,我国的生物塑料产业刚刚起步,还处于大规模商业化的前期,羽翼未丰,生产设备投资大,想马上盈利还有困难。企业不仅要在新产品研发、加工性能提升上下功夫,而且还要在市场推广上担负大量工作。
  激励机制不可或缺
  生物塑料发展之初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对环境友好的生物可降解性,但事实上市场开发与推广并非可以一“降”解千愁。任何一个新材料推广初期都会有一个为市场和消费者接纳的过程,而对于一个强调环保性能而非功能提升的新材料来说,这个接纳过程显得尤为漫长和艰难。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生物塑料又是怎样跨越这道鸿沟的呢?
  翁云宣告诉记者,生物塑料在发达国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缘于政府的重视与支持。1989年纽约市开始对生产生物降解塑料的厂家给予补贴;从1996年起,美国政府设置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鼓励发展生物塑料产业;2002年起,美国要求每一个联邦机构都必须制定使用生物塑料的计划。
  日本政府则规定,消费者只要购买环保产品,就可以得到政府70%的补助。同时,日本还确立了生物塑料产业的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日本消费的所有塑料袋将有20%来自可再生资源。
  在德国,相关政策则是禁止将含有大于5%有机物含量的固体废弃物掩埋地下,而且强制生产传统塑料袋的企业承担回收塑料袋的义务。
  而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陆陆续续有涉及生物塑料的鼓励政策出台,但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企业想通过政策打开市场还是很难。“对于生物塑料这样一个环保产业,政府的推动十分必要,特别是在发展初期,如果只是依靠企业的努力和消费者自觉自愿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普拉克(中国)大中华区聚乳酸总经理甄光明认为。
  深圳塑胶协会秘书长王文广也表示,在生产方面,生物塑料本身的生产成本高、销量少,企业仅靠产品销售来实现盈利十分困难,现在国内大多数企业都是靠着本公司的其他业务收入来贴补生物塑料项目;在消费市场上,也只有个别企业如可口可乐、索尼、沃尔玛等大企业出于社会责任的考虑,来主动承担部分高出来的成本,小企业和消费者无力也不会主动地为多出来的环保成本买单。
  他建议,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更多地在政策上加以引导,特别是在终端消费市场上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鼓励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积极地参与到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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